王瑾
：城市是各类资源要素的集中地，有效集聚要素是提升城市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关键。您能否从经济增长理论来谈谈，大连“三年过万亿”怎样有效集聚要素，特别是集聚哪些高端要素？
丁永健：经济增长始终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，要素集聚是经济增长的源泉。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（古典增长理论）认为，资源投入或要素扩张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，其中资本是最核心的要素。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要起飞，首先要具备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，所谓“要致富，先修路”；还需要投入厂房、设备等资本品，通过机器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，而这些都需要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。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（新古典增长理论）认为，资本的回报会逐步递减——这是马克思早就指出来的，因此仅靠资本积累驱动的经济增长一定会衰竭。从长期看，技术进步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。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（新增长理论）认为，技术进步不会自动发生，本身是投资的结果。长期经济增长要可持续，必须投资于那些对全社会来说回报递增的领域，第一是技术，尤其是自主创新；第二是人才，也叫人力资本。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论断：“发展是第一要务，人才是第一资源，创新是第一动力。”
从国际看，非洲很多地区储蓄率低而人口出生率高，难以积累资本，至今尚未走上现代经济增长的轨道，陷入“人口陷阱”。拉美完成了资本积累与初步工业化，但由于采用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，企业因过度保护缺乏创新激励，内向型的政策恶化了贫富差距，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日本在技术追赶阶段增长迅猛，但资源过于为财阀掌控，中小企业活力不足，创业环境不友好，难以大量涌现颠覆式创新，不但重新拉大了与美国的差距，近年在很多新兴领域的创新实际上不如中国，陷入了“高收入水平陷阱”。
从国内看，在当前我国的发展阶段，特别对一二线城市来说，经济增长的关键就在于技术、人才等高端要素的集聚。其实，深圳的经济增长也并非一帆风顺，一度因为重量级企业的外迁而引发“深圳向何处去”的争论，但深圳由此坚定了走自主创新之路的决心，花大力气弥补高等教育短板，自己出资打造“国字号”科创平台，逐渐迈向世界级的“创新之都”。以苏州为代表的长三角城市从改革开放之初就重视利用上海的人才、科创资源，如周末请上海的“老师傅”到乡镇企业指导技术，近年更是创造性地通过“科创飞地”等形式，主动到上海设立平台利用资源。“网红城市”合肥的崛起离不开与中科大的相互成就。
：从大城市要素集聚的特点和规律来看，您对大连实现“三年过万亿”有何感触？又有什么建议？
丁永健：应该看到，高端要素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，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，这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大连实现“三年过万亿”的目标非常必要，从国内横向比较看，具有相当的紧迫性。大连科教资源丰富，一方面要优化人才环境，特别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留住人才，敢于突破人才评价、科技成果转化、校地合作等方面的条条框框，瞄向关键领域打造新型科创平台；另一方面要主动对接北京、上海等一线城市，通过科创飞地、特别合作区等新的形式，深度利用国内顶级资源，嵌入全国创新与人才网络，才能为GDP持续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。
：结构转换是经济增长的实现途径。有学者提出，2021年起我国进入新的经济结构转换期，您认为应如何推动结构平衡、引领结构转型？
